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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海軍假日的結束,1935年倫敦海軍會議,美日的角逐的前前後後

        2020-01-09  浩然文史

        武藏號

        中學課本上一直提1922年華盛頓會議中的《五國海軍軍備條約》(《關於限制海軍軍備條約》),這款條約規定了日本對美戰艦比例大致為5:3。但其實此次會議上只是限定了列強的主力戰艦比例,對於輔助戰艦則未作限制,所以之後出現了1930年倫敦海軍裁軍會議,限制列強輔助戰艦的比例,美國出於對日本讓步的回報,提高了日本主力戰艦的比例。但隨著世界局勢的演變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華之後,各國實際上都突破條約的束縛。1935年,在《五國海軍軍備條約》《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》等條約到期之前,列強在倫敦又開了一次海軍裁軍會議,但日本侵華之心已經堅定,拒絕一切妥協,退出了會議,實際上宣告了「海軍假日」的結束。而日本政府不惜做國際孤兒的背後,就是因為軍部的逼迫,尤其是日本海軍在操縱日本政府這具政治殭屍。

        大和號

        一、因統帥權獨立而遷出的麻煩


          1930年因為日本政府不顧軍部的反對強行簽訂了《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》,隨後因「統帥權」軍部和政府就發生了爭執,也因此「國賊」濱口雄幸首相被右翼在東京車展刺傷,不久病重死亡。

        有幾點需要指明,所謂軍部,包括政府內的陸軍省、海軍省,和政府之外的陸軍參謀本部、海軍軍令部。明治維新至二戰結束前,日本內閣雖然其他官職不限出身,但是唯獨國防部門(陸軍省、海軍省)的長官必須由現役軍人擔任,其大臣人選必須是軍部推薦。也正是因為這項規定成為了日本軍部操縱內閣的鑰匙,因為一個國家不能沒有國防部長,所以軍部通過讓國防部長辭職,或者拒不推薦國防部長人選來左右內閣的成立。即便是被稱為「大正民主」的政黨政治時期,日本也僅僅是放寬了國防部長的人選,把現役大、中將擔任陸海軍大臣這一規定,擴大到預備役大、中將也可以擔任的地步,換句話說還是要軍人才能擔任國防長官。

        濱口雄幸

        軍部還擁有「帷幄上奏權」。當時可不是誰都給天皇上奏疏的,即便是政府官員級別不夠也不行,而且其程序應該是通過內閣遞交給宮內省,再上呈御覽。但是軍部的高級將領們可以繞開內閣直接把奏疏遞到天皇桌上,通過天皇權威來要挾政府。

        軍部的獨立統帥權,這是明治元老設計制度時最大的敗筆之一。幕末維新,明治元老其實是很不情願搞西方的制度,因為他們極其擔心西方一套民主思想傳來,把日本平民的良心大大滴破壞掉,所以他們認為軍隊是天皇政府最有力的支柱,必須要獨立存在於資產階級政府,一旦有事(鬧資產階級革命),軍隊上護天皇,下護國體(天皇制)。此種情況下,軍隊獨立於政府,不聽政府指揮,而政府制定政策時反而要看軍隊的態度。

        正是因為以上幾點,在1930年的海軍裁軍會議時,日本政府和列強達成了裁軍妥協,日本海軍蒙受的「巨大損失」,所以海軍才對濱口政府恨之入骨。

        海軍省

        二、1935年前日本的形勢


        1931年日本發動侵略東北的「九一八事變」,戰爭機器迅速發動。而 1932年「五·一五事變」實際上終結了「大正民主」,又掃清了法西斯化道路上的絆腳石。

        1935年前日本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,經濟極度衰退,中小資本家破產。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,日本出現了所謂的「軍財抱合」,就是大資本家(財閥)和軍部聯合,軍部讓財閥生產戰爭資源,財閥聽從命令生產,然後把成品賣給軍部,從而完成商品的銷售。軍財抱合是日本通向法西斯道路上的重要一步。

        三、日本海軍勢力的上漲


        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和30年的倫敦海軍會議,不僅僅是政府的獨行,也有部分理智的海軍軍官知道日本的勢力不如列強,沒必要和列強「硬剛」,所以支持世界裁軍。這部分人被稱為海軍「條約派」,與他們相對就是海軍中死活不妥協必須和列強硬剛的「艦艇派」。

           「大正民主」結束前後,海軍中的「艦艇派」掌權,「條約派」將領紛紛轉為預備役。1932年2月2日,皇族伏見宮博恭出任軍令部長,名義是控制海軍的二把手(一把手自然是裕仁),對歐美強硬的高橋吉三郎出任軍令次長實際控制海軍。

        現在的日本防衛省

          1933年2月日本又因不滿李頓的調查報告退出了國聯;5月以退出國聯為借口退出了日內瓦裁軍會議。9月日本海軍進行了體制改革「軍令部乃掌管國防用兵一事之機構」, 「掌握國防用兵之計劃,傳達用兵之事」( 原田熊雄《西園寺公と政局》)擴大了海軍軍令部的職權,縮小了歸屬於政府的海軍省職權。

        四、日美新軍備競爭


         《五國海軍軍備條約》和《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》規定有效期到1936年12月末,到期之前的一年需要簽約國開新會以決定條約的廢留。換句話說就是早就規定要在1935年再開海軍裁軍會議,所以日本早就做了準備。

           1933年艦隊派中心人物末次政信升任聯合艦隊司令官,他親手寫了《非常時期國民全集·海軍篇》,惡意製造1935年-1936年將會發生大規模戰爭的謠言,強調日本應在此之前大力發展海軍。同年11月,海軍省強行增加海軍軍費「到 1934 年海軍預算已達 4.9 億日元,占當年總預算 22.2 億日元的 22%......海軍軍費增加了105%」(伊藤隆編:《続現代史資料)

        末次政信

         日本海軍的頭號敵人是美國,美國對日本也十分關注。羅斯福任職總統后採取新政使得美國復興,走出經濟危機,羅斯福也利用新政大規模建設之機,偷偷發展海軍,其目的就是防止日本海軍。當時美國戰艦的「建設費用總數是 1916 年以來海軍建設費用的三倍」(羅伯特·達萊克著:《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 1932-1945》)美日兩國大有新一輪海軍軍備競爭的態勢。

        五、海軍裁軍預備會議


        1934年5月英國外交大臣西蒙邀請日本、美國參加1936年的海軍裁軍會議預備會議。日本、美國均表示同意。

        預備會議分為兩個階段,第一階段1934年6月到7月,主要討論的是形式化的事情,即正式開會時間、地點、參加國過和手續。第二階段在1934年10月這涉及了實質性問題:美國要求修改1930年海軍條約,要求恢復華盛頓會議上的比例,並在此基礎上各國再削減20%的戰艦;日本則主張在平等基礎上最大限度的削減戰艦,並廢除全部航母。美日雙發出於自己的考量都毫不讓步。加上,因華盛頓條約規定,如果簽約國要單方面廢止華盛頓條約,需要提前兩年知會簽約國,所以1934年12月日本趁機正式向美國告知了36年日本將正式廢除華盛頓條約。預備會議至此徹底結束,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共識。

        太平洋的海戰

        六、正式開會(吵架)


            1935年12月9日在倫敦的外交部正式召開了海軍裁軍會議,美日英三方主導,會議一開始各國就積極發言,陳述主張,和1930年的海軍會議時大家都很「拘謹」大不相同。這也反映了不同於30年國際環境的消極,35年的國際關係可謂相當激烈。

        日本代表是永野修身大將,要求各國海軍應該保有一定限度,在這個限度內各國可以隨意發展海軍,而且應該廢除或大規模削減戰列艦、重巡、航母等主力艦。這個提議可不是出於維護世界和平,而是日本考慮到自己的實際能力不能完全和列強「硬剛」,採取一刀切的方式,拉低列強的海軍裝備,自己則可以依靠驅逐艦、輕巡洋艦等輔助艦艇獨霸西太平洋(畢竟當時中國的海軍基本說是零)。美國則「固執」的強調華盛頓和30年倫敦會議的比例規定。雙方都不讓步。

        會議拖到1月6日,參加國中的法、意兩國率先婉拒了裁軍,日本以不能實現既定戰艦建造為借口,1月15日也退出了裁軍會議。此後日本再無限制軍備的條約的束縛,可以肆無忌憚的製造戰艦了,終於在法西斯道路上越走越遠,直到膨脹到和美國開戰。

        珍珠港

        文史君說:


        雖然日本可以無限制的發展海軍,但是實際控制海軍的將領思想僵化,還是玩一戰以前的「口徑即正義」那一套,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造大炮巨艦上,認為戰艦越大越好,以至於出現了世界大戰艦大和、武藏號,而「敵國」美國則因為資金充足,既可以發展航母進行超視距打擊,也可以發展巨艦大炮實行炮艦政策。結果太平洋戰爭末期,日本的超弩巨艦武藏號連敵人的船隻都沒看見就被美軍艦載機擊沉。日本主動退出海軍裁軍會議對列強來說也是好事,列強的綜合國力畢竟遠強於日本,所以一旦展開公平競爭,日本必然是捉襟見肘。雖然珍珠港美軍被偷襲損失不小,但到中途島海戰之後美日海軍局勢迅速逆轉,中途島后的太平洋戰爭可以說完全是美軍單方面的碾壓。

        參考文獻

        1.劉景瑜:《近代日本海軍對美7成比例問題探析》,《社會科學戰線》2018年7月

        2.  劉景瑜:《1935年倫敦海軍會議及對日本政局的影響探析》,《歷史教學問題》2016年10月

        3.  胡德坤:《一戰後的美日海權角逐與太平洋戰爭的爆發》,《武漢大學學報》2013年3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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